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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西安12月26日电 (李一璠)“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西安,当时我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当在中国看到兵马俑以及无数奇迹,我决定不再当游客、中国文化的旁观者,我的中国生活由此开启。这些年我见证着陕西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感受到陕西人身上珍惜过去、拥抱未来的精神。”新航道中国故事研究院副院长斯明诚25日表示。
主题沙龙环节中,日本《东京新闻》中国总局局长新贝宪弘讲述了兵马俑赴日巡展的故事,介绍了日本民众对兵马俑及陕西文化的热情与喜爱;西北大学埃及籍讲师艾小英向与会嘉宾分享了对“文学陕军”的理解研究,介绍自己用阿拉伯语翻译《贾平凹散文选》等陕西文学作品的故事……中外嘉宾结合各自领域,围绕活动主题进行观点分享和讨论。
西安外国语大学塔吉克斯坦留学生米娜分享了自己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学生文化艺术节等文化交流活动的经历和感受。“在中国学习的这几年,让我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也融入了西安这座城市,我积极报名参与各种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想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的小小贡献。”米娜说道。在现场交流中,多位中外青年分享了自己在不同领域参与陕西文化传播的故事。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的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幸福生活,而且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幸福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美好生活,既需要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幸福的需要和期盼,也需要通过创造精神文化财富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幸福方面的向往和追求。
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及矛盾学说,深入剖析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状况,不断满足人民最关切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矛盾双方的统一与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幸福感,一方面,要抓住影响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处理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文化需求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文化发展疑难问题,回答好文化“为谁办、办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要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化产品的生命线,同时,人民群众的眼界在拓宽、品位在提升,对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化作品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创造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才能不断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书写中华民族的文化新篇章。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矛盾的同一性及斗争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比如,文化发展需要取百家所长、百花齐放,人民关切的文化需求可能多样多层、包罗万象,但文化融汇与文化竞争往往同时存在,务必时刻提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害,抵制虚无历史、泛娱乐化、泛物质化的错误倾向qy66vip千赢国际,坚决与那些毁历史、败美德、污清名的错误言论及其文化侵略、颠覆制度的本质嘴脸进行彻底斗争。
坚持用唯物辩证法中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深刻理解文化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刻理解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作用,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在当前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qy66vip千赢国际,“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是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要通过创新促进新事物成长。为人民谋精神文化生活幸福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久久为功,踏实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不断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实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幸福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渐进式推进,阶梯式发展。因此,文化领域的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要不断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生产经营机制,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英国人戴维斯在《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中记载,以阿昌族为主要人口的户撒和腊撒两地城镇,约有1/3的居民家庭是汉族或半汉族血统,“两处的头人均出生于有汉族血统的家庭,他们的先辈在400-500年前来自四川东部的重庆府”。汉族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冶炼工艺对少数民族生活产生影响,“每一寸土地都用作耕作,所有可以灌溉的土地都成为稻田”“大部分男人在冬春季节都外出做木工或铁匠”。
俄国军官乔汗·瓦里汗诺夫的游记《喀什噶尔》记录了喀什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回族等多民族共生互融,“满人非官即兵”“部分官吏、商人、手工匠人出自这个民族(汉族),他们全部是陕西和甘肃人。……中国的穆斯林,多来自陕西、甘肃、四川……他们开饭馆或承包茶叶的马车转运”。
印度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中写到“(拉萨)街道两旁全是本地人和汉人开的商店。丝绸、瓷器、砖茶都摆出来卖”;英国人德·莱斯顿记录了人口不多的西宁府却有多种不同民族,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集散地,“他们彼此挤在一起,藏族人的光膀子贴着汉族人的蓝衣衫,无休止地争论着一盒欧洲火柴的价格”。
西方旅华游记留下的关于中国近代西部民族地区的记录,丰富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以跨文化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也要看到,西方游记的作者身份各异,其作品更多具有片段性,所描述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有的游记中甚至流露强烈的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殖民逻辑,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