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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季节，朱宪民穿一件毛绒质感的西装外套，内搭一件鸡心领毛衣，颜色都是低调的黑灰色。胸前挂着眼镜，头上戴着男士贝雷帽。他总是笑盈盈的，精力十足，不像是一位已经80岁的老人。朱宪民是中国摄影界公认“最早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纪实摄影师之一，也是圈子里常提到的“朱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朱宪民开始用相机记录黄河沿岸的寻常百姓。此后，他的创作主要围绕三大系列：黄河系列、珠三角系列和北京城系列。2023年11月25日，朱宪民个人摄影展 “黄河百姓”在中国美术馆开幕。160余幅照片，展示了从黄河发源地到黄河入海口拍摄的百姓生活画卷必发集团手机app，呈现60余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这场影展几乎成了当下中国摄影界的盛会。当天观展的人数接近2000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中国摄影家》主编、朱宪民的多年好友李树峰说，“朱宪民不仅是中国最早拍摄普通人那批摄影师之一，更是当今中国纪实界众多名家的师傅。”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卡蒂埃·布列松也对朱宪民评价有加，1988年必发集团手机app，布列松在朱宪民作品的扉页上写下了“你有一双发现真理的慧眼，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黄河百姓影展开幕式上，朱宪民正在发言。新京报记者 隋坤 摄 “作为摄影师的责任”11月25日，新京报记者在中国美术馆的休息室，见到了正在准备影展开幕式的朱宪民。朱宪民主动与记者握手，连说了几声“辛苦”，之后步履匆匆地走到美术馆门口，迎接观展的嘉宾。途中总有人对他打招呼，他也总是回以微笑和点头示意。快到门口时，还有人主动为他披上了自己的外套。下午两点半，开幕式正式开始，此时朱宪民已经脱下了帽子。坐在台下的他总是低着头，脸上略显疲态必发集团手机app，但等到上台发言，他又变得神采奕奕，笑着对观众说：我出生于黄河岸边的普通农民家庭，赶上了好时代，黄河百姓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希望若干年后，当观众看到这些画面必发集团手机app，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曾经这样生活过，这是我作为摄影师的责任。开幕式结束后，朱宪民被热情的观众要求合影。他自己选定了一个光线较亮的位置，让观众一个个前来合影。每当有孩子出现时，他的笑容总是更加灿烂。合影环节结束后，新京报记者询问朱宪民是否感到“累并快乐”，他说，准备影展的这段时间“一直有这种感觉”。这次影展的筹备是从年初开始的。“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成立35周年，朱宪民是当年的第一任所长，而且今年还是他的80岁大寿。作为中国摄影界的标杆之一，我们特意选在今年，策划了这次影展。”李树峰说。正如李树峰所说，朱宪民在圈子里“德高望重”，中国摄影人对他的尊重都凝练在了“朱公”这一称呼中。朱宪民（后排左一）在影展上与观众合影。新京报记者 隋坤 摄 从农村少年到摄影记者1960年，山东范县(后划归河南)17岁的农村少年朱宪民决定“闯关东”，临走前，一辈子务农的父亲只跟他说了两句话：“别坑人，别违法。”朱宪民只身一人来到辽宁抚顺，恰好遇到街道办招工，工作人员热心帮他介绍工作：修表、剃头、搓澡。他觉得“不够体面”，于是街道办又给他介绍了一份在照相馆的工作，并告诉他“再挑就不管你了”。最终，朱宪民选择了相对低薪的照相馆学徒。他那时还不懂什么是艺术、梦想，只觉得“在大盒子面前给别人拍照很新鲜”。这成了他摄影生涯的开端。朱宪民在四四方方的取景框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半年内我就掌握了从拍摄到冲印的所有程序，是所有学徒里最快的。”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朱宪民发现照相馆的师傅总对一位来冲洗照片的中年男子客客气气。在他眼里，师傅已经是邻居街坊间受人尊敬的人，但那个男人能让师傅毕恭毕敬，这引起了他的兴趣。青年朱宪民。受访者供图后来朱宪民从师傅口中得知，那位是《抚顺日报》的摄影记者。师傅说：“我们顶多算照相，人家那是摄影。”朱宪民发现，同样是拍照，自己在照相馆只能拍“一二三看镜头”，而摄影记者们每天拍的都是人文地理、山河日月、新闻瞬间……“大概那时候脑子里就意识到，摄影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实现当摄影记者的梦想，他决心报考吉林省戏剧专科学校。21岁那年，他考入了该校舞台美术系舞台摄影专业。几个月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小平听说了朱宪民，于是将其带到了制片厂的拍摄车间，让他负责给演员拍剧照。在校期间必发集团手机app，朱宪民参与了《英雄儿女》《青松岭》等电影的剧照拍摄工作。毕业后，朱宪民被分到了《吉林画报》工作，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摄影记者。“为什么不记录一下黄河两岸，父老乡亲呢?”1978年，朱宪民从《吉林画报》借调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任《中国摄影》杂志编辑。几个月的借调结束后必发集团手机app，有领导觉得“这个小伙子是可塑之才”，于是将朱宪民留在了北京。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中国各行各业与国外的交流日益增多。一年后，他接到了一个接待外宾的任务。外宾名叫苏瓦乐，是法国著名摄影师，来中国调研采风。朱宪民没有想到，这次陪同，会让自己的摄影生涯迎来巨大的转折。一行人的第一站是西双版纳。那是朱宪民第一次看见国外同行如何拍摄：“苏瓦乐负责找机位，然后助理迅速摆好三台焦距不一的相机，肆意连拍。当时胶卷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但在苏瓦乐看来似乎不要钱一样。”然而这并不是最让朱宪民感到惊讶的。“我发现苏瓦乐拍人物的时候，几乎都是抓拍。那时我的拍摄理念还停留在‘动作指导’阶段，看到苏瓦乐抓拍的那些照片，我感到生猛、震撼、直击内心。我的摄影观念被彻底颠覆!”朱宪民向苏瓦乐请教必发集团手机app，也想拍出如此有力量感的照片。没想到后者没有聊如何抓拍，而是聊起了一位专注于画自己家乡的国外画家怀斯。随后苏瓦乐问“你的家乡在哪?”朱宪民说“我出生在黄河边上”。苏瓦乐笑着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记录一下黄河两岸，你的父老乡亲呢?”这是一个改变朱宪民摄影生涯的问题。 “是啊，我出生自黄河岸边。我所遵循的诸多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都与这条延绵不绝的‘母亲河’息息相关，万千中华儿女也一样。奔涌了千年的黄河与炎黄子孙之间的羁绊，是绝佳的拍摄题材!”40多年后的今天，朱宪民对新京报记者聊起了当时的心理活动。从此，朱宪民开始了长达几十年，对黄河百姓、黄河文化的记录。如今，这些照片见证了中国时代变迁，也成为中国纪实摄影史上的名作。将镜头对准普通人新华社退休干部侯书明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朱宪民时的场景：“那是1982年，我刚从山西长治一个国营厂的宣传科调到《中国摄影》杂志学习，当时朱老师就是带我的杂志编辑。他话不多，让我先不着急拍，先看各地寄来的优秀作品。”几天后，朱宪民开始带侯书明在北京城内采风。朱宪民的名字侯书明早有耳闻，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朱宪民拍的照片总能出现在各类摄影奖项当中。这些照片中有大汗淋漓又不忘互相微笑示意的车间工人，也有围在一起笑靥如花的纺织女工。“但那次见到朱老师，我发现他在拍一些那个年代很少见到的照片。”侯书明回忆。“几乎都是抓拍的普通百姓，人物状态千奇百怪，又非常真实。感觉就像是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朱宪民给侯书明借了一辆自行车，两人带着相机满北京城转，两人的拍摄对象十分接地气：遛鸟的大爷，“晒墙根”的老人，袖子擦鼻涕擦得锃亮的调皮孩子和冰面上摔得四脚朝天的青年。两人日日流连于北京的市井，镜头里“没有阳春白雪，全是下里巴人”。侯书明至今仍记得当时朱宪民说的话：“只要不山崩地裂，300年后山还是那座山，景也还是那个景。但是人不一样，只要你不拍，三五年就不一样了，而且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不同。”那时的朱宪民，已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彼时像他一样的中国摄影师并不多。黄河流域、珠三角和北京城系列是朱宪民从那个年代一直创作至今的作品。三个系列有着共同的主题：记录普通人的时代变迁。“那时朱公已经开始记录生活在黄河两岸的普通百姓了。从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到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必发集团手机app，朱公的足迹遍布黄河沿岸。”侯书明说。侯书明曾几次陪朱宪民去过黄河边上的老家进行拍摄。两人总是在离村子三四公里的地方下车，然后拎着相机在集市、黄河大堤上闲逛。朱宪民喜欢用长焦镜头，“离拍摄对象远远的，不必打扰他们”。家乡依旧质朴，城市的迭起、经济翻腾的欲望并未蔓延至此。厚重老木船上挤满劳作的人，黄沙漫天的石板上孙儿眼巴巴望着祖父手里的搪瓷大碗。他有几次拍摄恰好被乡亲发现，有人追着要给他钱，“因为他们觉得相片不能白拍。”记录时代的变迁朱宪民用相机记录下变革社会中沉默的普通人。朱宪民的女儿朱天霓说，同样是在中国拍摄农民或普通人，一些外国摄影大师的作品，总是充满了“俯视感”，镜头总是割裂于拍摄对象之外;而父亲的作品， 就像是站在他们中间拍的。因为父亲就来自他们。朱宪民的代表作名叫《民以食为天》，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河南农村。照片里，爷孙两人正蹲在地上吃饭，爷爷举起手中端着的粗瓷大碗，挡住了自己的面部;旁边的小孙子手里则捧着一只防摔的塑料碗，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将碗里的食物“吃个底朝天”。这张照片从发表以来，就不断有评论家对其进行解析，最受朱宪民认可的，是“作品代表了时代变迁”的评论。“一个粗瓷大碗和一个防摔塑料碗，一个皮肤粗糙的老者和一个眼神天真的娃娃，一件粗布棉衣和一身卡通棉服，这些元素无不代表了两代人之间从物质到精神上的革新。”朱宪民的代表作《民以食为天》。受访者供图但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并不理解朱宪民“为何要拍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不过后来这些不同的声音都不了了之了。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思潮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理解我的人越来越多。”朱宪民说。朱宪民的创作时间轴很长，不管是在那个不被理解的年代，还是现在这个“将他的照片既当艺术又当文献看待”的年代，他都风雨无阻地记录、创作着。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去过两次山东聊城，拍摄了不同年代的两对姐妹。两次拍摄，记录了她们从“破棉袄到羽绒服”的变化。朱宪民对记者说：“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黄河还是那条黄河，但两岸的人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有幸将它记录下来，是我的荣幸。”朱宪民是中国摄影界公认“最早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纪实摄影师之一。受访者供图“当你看懂了这些，你就能理解我”上世纪80年代末，朱宪民“别具一格”的作品风格逐渐受到圈内外重视。1988年，他被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组建了摄影研究所(今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同期，他还凭借自己的热爱和各方支持，创办了《中国摄影家》杂志，并出任社长兼总编。如今，朱宪民的摄影生涯已经走过60余载，圈里朋友都尊其一声“朱公”。朋友们尊重的不仅是朱宪民的艺术造诣，还有他的为人。李树峰对新京报记者说，几十年来，朱宪民的家就是中国摄影人聚会的地方。“我们年轻时，从外地来京的朋友就喜欢住在朱宪民家里。他爱人沈老师就天天负责给大家做饭，有时候跟流水席似的。”2007年，李树峰被调到《中国摄影家》杂志工作，与正在担任主编的朱宪民有了交集。后来朱宪民不在杂志工作，但李树峰发现朱宪民依然有求必应。“朱公在圈子里德高望重，但几乎不摆架子。有重大活动需要朱公站台时，他很少拒绝。”李树峰说。热情、乐于助人是朱宪民给朋友留下的印象，但在儿女眼中，朱宪民算不上一位“和蔼”的父亲。“他从小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小时候他加班多，在家时间少，我跟弟弟有点怕他。”朱宪民的女儿朱天霓说。在朱天霓心中必发集团手机app，朱宪民是一副典型的中国式严父的模样。朱天霓记忆里的父亲在家中话少，但给儿女立下的规矩多。“我们家饭桌上，每人只能夹离自己近的菜，饭桌上摸头、摸脸更是不可以。还有就是严禁在背后嚼别人舌根。”等到朱天霓上初中，青春期的她与父亲逐渐产生了一些隔阂。“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爸竟然去错了班。我当时特别伤心，觉得我爸一点都不关心我。于是到家后我对我爸喊道，‘你就知道拍那些照片，谁去拍不行啊!’”朱宪民听到女儿的话，没有辩解。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动了动嘴，没有说出来。待到高中时，朱天霓准备出国留学。临行前一晚，她与闺蜜在外面彻夜狂欢。第二天早上，母亲责备她“马上要走了，也不跟我们说说话”，而朱宪民一言不发，往女儿的行李箱里放了一本自己的摄影集。朱天霓下飞机时已是深夜，她打开了父亲的摄影集，只见扉页上写着“当你看懂了这些，你就能理解我”。“那本摄影集主要是黄河百姓系列照片，照片所表达的情感既有质朴的互相帮助，又有黄河百姓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朱天霓说，“直到我看到父亲写给我的那句话，我才知道当时我的口不择言，对父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也彻底理解了摄影对于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今，已经80岁的朱宪民依然没有停下摄影的脚步。他的黄河、北京、珠三角三大系列专题仍在拍摄必发集团手机app，但镜头从农民市井转向了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与我们那时不一样了，我想这也是社会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稍微停顿后，朱宪民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我会一直记录下去，直到我拿不动相机的那天为止。”新京报记者 隋坤编辑 胡杰 校对 卢莤

（撰稿：朱琼楠）